第94节

宜保，古制宜存，而以复用八股为望者。故为梳节源流，明证积习，以见废八股者，正所以复古保教，庶于维新之政，未尝无一蚊一虻之劳焉。

昔孔子有以见天下之至赜，而观其会通，以行其典礼，端门受命后制百王，其教有微言，有大义，所谓中人以上，中人以下者也。传微言之学者，有子、子思、孟子；传大义之言者，曾子仲弓荀子。此二派者，孔子之时，便日参商，迨及末流，截然相反。孟子言性善，荀子言性恶。孟子称尧舜，荀子法后王。孟子论孔子，推本于春秋，荀子言孔子，推本于礼。此其大端矣，若其小节，更仆难数。孟子既没，公孙丑、万章之徒，不克负荷，其道无传。荀子身虽不见用，而其子弟韩非、李斯等，大显于秦。秦人之政，壹听非斯，汉人因之，遂有今日。汉世六经家法，强半为荀子所传，而传经诸老师，又多故秦传士，则其学必为荀子之学无疑。故先秦两汉皆兰陵之学，而非孔子之宗子也。汉人学经既笃，每行一事，必求合于六艺之文。哀平之间，新都得政，因缘外戚，遂觊非常，然必附会经文，始足以箝盈廷之口。求之古人，惟有周公可以附合。爰使制作伪经，随文窜入，力有不足，假借古书。古人削竹为书，漆书其上，今之一卷，古可专车。是所工也多，故传书甚少，其转徙也艰，故受毁甚易，其为费也不资，故白屋之士不能得书者甚众。以此三者，故图书悉萃于秘府矣。

歆既亲典中书，便得意仰扬，纵怀点窜，凡所欲作，悉托于经，出以示人，但谓此石渠之秘藉，非民闲有也，人孰不从而信之？即不见信，又孰从而难之？况有君权，潜为驱督，于鸿都大学，承用其书，奉为大师，视为家法。新之既夷，光武不能废其学，壹犹高祖代秦不能黜荀学也。自是以往，放于有唐，服邹鲁之服，吟诗书之文者，举不能出其范围之外。故自东汉至唐，皆绍休之学，而于孔子无与也。教宗文例，二教相遇，其始必相争，其后必相化。其相争也，教宗因之而盛。其相化也，教宗因之而衰。自金人入梦，白马东来，始译者《四十二章经》，《遗教经》，始来者，拔摩腾竺法兰耳。更历魏晋至南北朝，隋唐之间，其法大盛。文章如海，魁硕如鲫，宏深浩渺，不可端倪。自贵至贱，自智至愚，莫不身命归依，称扬赞叹。儒术视之，瞠乎后焉。然而其时之儒者，虽无大豪杰，然与缁流相抗行，顾皆能自守古人之章句，斤斤于训诂名物中以终其身，从未有羡释氏之繁昌，欲窃其唾余以张皇己教者。盖六代隋唐间，惟为老庄者，洋自恣。至儒之为儒，释之为释，皆从委曲繁重中来。其依于事物，不便相迁就也。

唐之中叶，曹溪应化大畅宗风，直指人心，谓不诵经不持律，见性便可成佛，此其说其便于不学之人，人遂翕然归之。五宗既奥，法周沙界，佛教之传，于焉日广。佛教之力，遂于是日衰。中更五季，戎马侵陵，两汉风流，一时并绝。而惟赵州夹山之伦，尚能吁禅门之焰，为当世之所重。故禅宗之学，当世士大夫，尚多习其说者。宋兴天下初定，士大夫乃稍从事于学问，而耆宿尽矣。乃出私智，浏览诗书，其本时不渐渍于禅学者多，及读儒书，见有与禅相似者，不禁涣然冰释，怡然理顺，自以为得不传之学于遗经，而不暇考两汉经师家法若何也。斯时又因唐与西北西南诸国相通既久，波斯犹太之古学，流入中国，其学既不即亡，又不足以自立，遂俱并入于神仙家。诸儒又得而习之，乃兼斯三家，揉为一说，以立教宗。当其初不过其徒尚之，并世贤达，眉山临川之流，均退有后言，不能大行于世也。南宋以来，日以浸盛。新安既出，才力博大，志节清纯，足以举其所学，宋学于是传焉。自宋元之季，以及明初，乃诏非朱子注不读。故自宋迄今，皆紫阳之学，而于孔子之教无与也。由斯以观，由孔子而有荀子，由荀子而有新师，而有濂洛，其于圣人之道，是耶非耶，吾不得而知之矣。

然而天地之运，无往不复，一阴一阳之为道，一文一质之为世。孔子之道，剥极于有明，而国初顾阎钱戴诸儒，已由名物制度，以求东京之学。中叶以后，庄刘龚魏诸儒，又众群经大义，以求西京之学。以是卜之，他日必有更进西京，以求六艺者。椭圆之道，亦殆将返矣。徒以八股未去，挟进士以为重，横塞宇内，蔽障聪明，大道之行，至今为梗。此西京东京两宋之儒者所不及料也。

○论支那之不可分今瓜分之大略已定，近邻久欲得河北一带；黄河以南，有德自胶向西而笑；法又欲得岭南滇黔；因是而英本不愿得土地者，亦不得不收长江两岸。是势垂成，而阻力不生，尚何不可之有乎？不知吾所谓不可者，非今不能分也，虑分之无一善法可以处之耳。为支那既不能自存，若任一国独吞之，则倍加强大，患其将并全球，故不得不出于剖分。此深于均势之学者，所虑未尝不是。特惜彼知其一，而不知其二，见其显而未见其隐耳。其地既大，彼此不同，南如腹腴，富饶而柔弱，北如骨干，瘠苦而刚强，今英得大江南北，似最便宜矣，而不知非但英为失计，即德法亦仅看倾刻花耳。先虽瓜分，后必仍归于独吞，欲均势而卒不得均，其并吞全球之患，非但仍在，且实速之。此由于但见今日之支那，未尝远取其三千年来之史事，参合考证之，斯不悟有此隐伏之大患矣。支那如今疆土之广，古所未有。自东三省两蒙古迄青海，凡在长城外者，虽人种不一，前代总称以北狄，内地则别为中原。三千年来，凡遇战事，只有汉唐二朝偶得逐北出塞十里，然尚有不可尽信，取其近年之纪载以证之，即可见其多虚夸矣。若除此两朝，则中原之被北蹂躏，真更仆难数。盖北狄之勇战，固天性也。

今满蒙皆逸居无事也，此乃喇嘛佛法毒之，且亦阅二百余年，而始有然。正如猩猩被酒醉卧，童子亦足缚之，若醒而气力复原，即起噬人如故矣。然则使强国抚有此众，革除旧习，悉以其政振作之，益以欧之兵法器具，更以可杀克兵居后驱使冲锋，岂有不欲南则南，欲西则西者哉？以他国同此兵法器具，而无此轻生敢死之众，岂得谓能敌乎？抑谓彼素睥睨诸国者，肯坐拥此强兵，守此瘠地，而终不动乎？此吾所谓瓜分支那，实速其并吞全球者也。或者曰：当前之分法，既不可矣，何不改其兵法，以经易纬，操刀自北向南，依经度直剖之，庶各国均有南北，不患偏矣。曰：此法吾亦思之熟矣，非但各国以其所处之因利乘便，为计有必不能然者。即使能之，竟将支那之高山大川，使数国皆有干涉，无可分明划界，易起争端，而又极难设守，则亦必不可行也。曰然则奈何？曰：横分直分，无一可者，则惟有反求诸不分矣。曰不分之策孰任之？曰此英日与美所当共任也。夫德法既甘为后烹之走狗矣。若奥与义，又未足语此，英日不待言，即美亦不可以别洲自恃。未有既先并亚，且次并欧，而终不并美，以混一全球者也。曰何以能使其不分？曰此必三国联合，明揭八字于支那曰：代御外侮，逼改内政。

此八字非但不可有缺，且不可如待土耳其之浮游作辍。其御外侮之法，三国多熟猜矣，惟改内政，恐有未澈底蕴者，则请代举三正三附之最要，曰，首在删朝仪，而定君权附焉。支那之上下相蒙，致如此不堪者，皆朝仪之无理为害，而君权则因无限，反成无权也。次于清官守，而变科举附焉，又次于核财赋，而增常禄附焉。先以此，而余可次第举行。夫然后支那幸赖以存，五洲各国因之而永存。

○中俄交谊论今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：“中国联俄非计之善，俄人之结交中国，恐不可恃。”呜呼！此在忧深虑远之士，悼内政之不修，惧外交之不固，因以危言悚论，自相警发，初非有所疾于俄人也。然揆之事势，按之情理，平心而论，今日中国之结纳俄国，与俄人之亲爱中国，皆出事势之必然，而又为情理之所当然者也。夫泰西各国通道与吾华也，其贸易之商人，与传道之教士，唐宋以来，后先继至，至明季而始盛。然皆其人民之自为，而非奉有国王之命。其奉国王之命而遣使于中国者，实以俄国为最先。顺治十二年聘使一至，十七年聘使再至。其至也皆赍有国书，携有方物。至于康熙，其交益密，我亦遣使赴俄。如康熙二十七年，则有索额图、佟国纲之行，五十一年则有图理琛之行，是其交际往来之独先于中国也如此。泰西各国之互市于吾华也，康熙中叶荷兰首请，英人继至，以澳门为逆旅，而交易于粤之黄埔，往来于浙之舟山。然道光廿二年以前，各国皆未有约章。其特命大臣会议界约、市约者，亦以俄为最先。康熙二十八年，则有黑龙江之约，雍正五年、乾隆五十七年，则有恰克图之约。

至嘉庆朝，又特设库伦办事大臣，掌蒙古与俄贸易之事，疆场之役，一彼一此，商贾往来，不绝于道，其立约互市之独先于诸国也又如此。夫所谓邻国者，必其壤地毗连，人民错处，若车有辅，彼此相依。泰西诸国，若英、若法、若德，其于吾华也，皆远隔重洋，如风马牛之不相及。近虽英人入缅，而云南接英，法人入越，而广西接法，然犹不过一隅之地，讲信修睦，尚易为功。至于俄，西自葱岭、帕米尔，东至黑龙江、吉林二省，绵亘万有余里，国界则经纬之线相厉，民居则鸡犬之声相闻，虽在陌路，有如兄弟。是其土地密迩，异于诸国也又如此。抑又闻之，国与国相交之道，必以信义相将，不谕盟约，即有交涉龃龉，亦复彼此婉商，敦相见，不称干戈，而后乃为和好之实据。然自道咸以来，英、法、美诸国，一则有广东之役，再则有江、浙之役，三则有天津、北京之役，四则有越南、闽海之役，或虏我疆臣，或夺我要隘，或逼我上京，或毁我藩服，虽以日本之同洲同种，犹忍以一朝之忿，反颜相加，以致覆我舟师，割我行省。独俄人自立约以来二百余年，未交一兵，未折一矢，虽于咸同之间，乘回匪之乱，入据伊犁，然崇厚已宿之诺，卒应曾侯之请，还吾故土，衣裳之会，匕鬯不惊。

是其和好久长，异于诸国也又如此。夫交际既久，则情以相引而长；国土交互，则事以相习而狎；兵戎不见，则一切猜忌之心，备虞之事，又以相亲相昵而忘。故吾谓今日中国之结纳俄国，实出于事势之必然者此也。然此犹第就往事而言也，试再论近事。乙未之夏，中日一罢战，《马关条约》既成，各国袖手旁观，一词莫赞，此固局外之理宜然，吾非以此为诸国咎也。然俄人约法、德二国，仗义执言，归我辽东数郡之地，日人饮恨在骨，每饭不忘。夫俄人岂不知市惠于中国，则必开罪于日本，而顾毅然行此而不顾者，倘真所谓代人受过者，是耶？非耶？即今海内士论，局外闲评，莫不以俄人索还辽东，谓其自私自利。其言曰：“日人既得辽东，势必极意经营，则俄人南下之谋，不能复遂。俄人之意，以为不如寄之中国，则将来俄之取东三省也，若拉朽摧枯，无烦合力，直不啻为外府之寄耳。”呜呼！为如是言者，其是非情伪，吾且不暇深求。然天下立言之公理，但当就事论事。必欲举未来之事，而为逆诈，亿不信，以自托于识微知几之列，则吾人足之所履，何往非危地，首之所戴，何处无险象，但能居安思危，居夷虑险，则固不必时时以不肖之心度人也。

且即如向者之论，谓俄人用心果是如此，则必中国之决不能自强，而后其术可行。然俄亦安能预计中国之决不自强耶？如其果不能自强，则岂惟俄人，若英、若法、若德、若美、若日本，苟提一旅之师，即皆足以致吾之死命。又岂惟东三省？若闽粤、若江浙、若云贵、四川，苟有一方之警，即皆足以启外人之戎心，而独于还我辽东之俄人，窃窃然疑之，不以为德，反以为仇。就事论事，亦可谓不近人情者矣。上年李中堂之使俄也，觐其皇帝，谒其亲王宰相外部，无不以中国之变法自强相勖。俄使吴王答聘来华，礼仪之隆，情文之备，为向来外国使臣所未有。道出天津，以千二百金捐赠俄文馆，为学生膏伙之资，本年湖北告荒，驻津领事书思齐君，率其旅津官商，合捐五百金，以为赈济，其君民上下之间，与我仪文情意，有如胶漆。夫德之大者既如此，惠之小者又如彼，食荠必甘，谁谓荼苦，饮醇而醉，岂云鸩毒。故吾谓今日中国之结纳俄国，不特事势之必然，而又为情理之当然者此也。然此犹第就我于俄人而言也，试再论俄人之于我。俄之建国也，西自波罗的海，东至库页岛，横跨二洲，其西土与欧洲诸国，若瑞典、若丹麦、若德、若奥、若土耳其，水络山联，犬牙相错，防御之计，节节不能疏，亦刻刻不能懈。

环伺强邻，一举一言，易成媒孽。独吾中国，论安言计，动称圣人，载瞻户庭，不勤远略，故俄自中亚细亚以来，与吾万里连疆，得以经营之暇，积寸累铢，从容布置。建水师于海参崴，而争太平洋之利，筑铁路于悉毕利，而握大陆之权，实惟有中国之雅重，始足成俄人之壮志。假使图们之江，易以为君士但丁之峡；蒙回之界，易而为德奥之邻，则俄东顾之忧，其能晏然而已乎？此则论其事势，而不能不亲中国者，其故一也。康熙二十八年，中俄黑龙江之界约二：其一则以格尔必齐河为界，循河上流，由大兴安岭以至于海，凡岭南一带，流入黑龙江之溪河，皆属于我，岭北一带之溪河，皆属于俄。一则以额尔古纳河为界，河之南岸属中，河之北岸属俄。自康熙以迄道咸二百余年，未渝盟约，至咸丰八年而分界之议起，将军弈山与俄使木里斐兵福会勘定约，俄使以防英为辞，屯兵江左，而谓两国界址，自河北比奈岭东至额尔古纳河，入黑龙江、乌苏里江、松花江至海，沿河各岸，一半可属中国，一半可属俄国。朝廷顾念邦交，不愿以疆场之役，轻开边衅。至咸丰十一年，中俄大臣会同定界立约，一如前请，由是黑龙江以北，乌苏里河以东，皆为俄土。是役也，俄无亡矢遗镞之费，而坐收数千里之地。

东海水师之埠，由此而兴，伯利铁路之工，由此而创，金河林矿产之利，由是而饶。是中国之有德于俄，而俄之受于中国也如此。夫吾尝稽之西史矣，一千七百九十五年，俄人得波兰之九省，而布、奥分之。一千八百五十四年，俄人得土耳其之数城，而英、法争之。又皆劳师动众，糜饷旷时，或数世之经营，或频年之血战，幸而后得，犹且得不偿失。其视中国之彬彬礼让，孰德孰怨，俄人虽口不言恩，而心固知感。此又揆之情理，而不能不亲爱中国者，其故二也。东西悉毕尔铁路者，环球各国所惊心而注目者也，然俄人原勘之基，自赤塔折而东北，经阿穆尔省循黑龙江北岸，跨外兴安顾以至伯利，其间河流间阻，山径崎岖，费既不资，而旷日久持，未能克期蒇事。自中国许其假道，然后由赤塔折而东南，经尼布楚入黑龙江省，经齐齐哈尔入吉林，以达于彼土。费省而功捷，成路既速，收效自先。将来与中国关外之路，轮轨相接，然后发轫欧西，击毂西东，汽车南下，得与英、德、美、日诸国争太平洋之利权。由是言之，今日因中国之通融而得铁道之捷径，将来又必藉中国之赞成，以为铁路之出路，其所得利益，岂浅鲜哉？

即就今日造路而论，人工则出之三省之客民，粮食则取之松花之两岸，土地则购之八旗之田庄屯户，一有龃龉，动成冰炭，是不但与吾朝廷有互为维持联络之谊，即下至民间，一尺之土，一亩之粮，一夫一妇之手足，亦复随地随时，有息息相关之理。是俄人之于中国，不特与上交，又当与下交，此又考其事势情理，而不能不亲爱者，其故三也。由是言之，我以是施，人以是报，人以是求，我以是应；中俄交谊之亲之密，宜为朝野之所共见，豪杰之所默许矣。然而悼时悯物之士，皇皇惴惴，若陟虎尾，履于春冰，抑若今日中国与俄联，明日中国即为俄有。或私居而窃叹，或大声而疾呼，佥谓国家外交之策，不宜如此。呜呼！俄人之处心积虑以待中国，未必果如时论之甚，而时论之不满于联俄，亦岂真与俄人有所仇恨。此其中有消息焉。谋国者盍一深求其故，而亟思所以善其后耶？善其后将奈何？曰，今日之中国，不但当联俄，且当法俄。夫取法于人者，必其政教风俗，与吾相近，而后因时利导，其事为可几。及今地球君权无限之国，独我与俄罗斯、土耳其三国耳。夫君权之重轻，与民智之浅深为比例。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、兴议院，嗟呼！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，而欲效泰西君民并王之美治，是大乱之道也。

然中俄同为君主之治，而一强一弱，一富一贫，悬绝如此，此其故安在哉？吾向者尝读西史矣，俄自唐咸通三年，其主鲁立克起兵波罗的海畔，抚有俄土，至于明季万历，此七百余年中，农桑矿产，制造工艺，水陆武备之事，一切未兴，或虽兴而犹未备未善也。其间一受希腊之创，而国王依国耳被戕；继受蒙古之逼，而王及诸藩臣役贡献于可汗者，四百余年，卒受波兰、瑞典之侵伐虏掠，而丧师失地，几至亡国。盖昔日之俄，艰难险阻，濒于乱亡，幸而后存者屡矣。以吾今日之中国较之，其存亡危急之情形，尚不至如元明间之俄之甚也。自大彼得起于孤孽之中，操心虏患，始以隐忧启圣，多难兴邦，而又得贤师苏格兰人美伊秀阿斯者，为之保傅。方彼得之幼也，其师延法国人累甫卜得者，教以武事为嬉戏。一日彼得读其所授书，泫然泣下曰：“凡兹文事武备，皆胜于我，何我国不早讲求，以至弱如此。”即选童稚五十人，练习武艺，已亦为兵号为戏队，而聘外国之谙习戎者为教师，其后卒以此胜土耳其，名震欧亚。然大彼得求治之心，方兴而未有艾也，慨然曰：“俄俗粗悍，不通文化，非与诸国往还，不足以长见闻易政俗，而其事又非朕亲往不为功。”

其时俄之廷臣，相率伏阙上书，谓王宜端拱法宫，徐为化导，远适异域，恐蹈危机，且用外国法，则诸事均不便。此与吾今日中国朝贵之论，亦无以异也。然大彼得行志已决，不为浮论所惑，即寄其国事于累甫卜得等数人，于一千六百九十七年四月命使臣三人，前赴各国，而王即易服杂于随从之中，至荷兰、苏格兰、伦敦各处。学造船于赛戴买，学医于路依格，学格致于征得生，学算学天文于法格胜。又遣新兵三队，一往荷兰，以习制小船；一往意大利，以学造巨舰；一往日耳曼，以演练操兵。其后闻警回国，削平大难，卒践帝位。二十余年之间，益舆地六省，增海口二埠，造战船三百余艘，练陆兵二十万人，铸巨炮一万四千余尊，雄视欧洲，所向无敌。而复广招商贾，盛兴工艺，建海部于都城，设巡捕于郡邑，创格物之院，立印书之局。至其临薨遗命十四事，犹斤斤以富强诏其苗裔。盖俄国之盛兴以有今日也，实自大彼得始。夫二百数十年以前之俄，其民之粗鄙，国之危弱，大小臣工之拘泥谫陋，犹甚于今日之中国。

则吾今日既毅然决然以联俄之政策，又曷不以大彼得之心为心，大彼得之政为政，屈九重之驾，观列国之风，内兴文治，外修武备，求它人之所以文明，以去吾之粗鄙；求它人之所以强盛，以救吾之危弱；求它人之所以开化，以革吾之拘泥谫陋。果如是也，不特俄人之交可以历久而不渝，即泰东西各国亦将从容揖让，消弭兵戎之祸于无形无声之中，而不至以一国之危机，动全球之杀气。苟犹是以幸得与国偷安旦夕为心也，万一变起风云，事机交迫，人为我谋，必不如其自为谋也之切，尔时虽欲亲我爱我，而其势有所不能，则固不得以交之不终，为他人咎矣。夫人不自立者无朋，国不自立者无与，此古今天下之公理也。今中国目前自救之策既出于联俄，则将来自强之策，即当法俄以全联俄之谊。然而俄人东海水师之船二十余艘，而我北海之水师何如？俄人黑龙江上下游之炮台兵库军队林立，而我江吉二省之兵防何如？俄人满洲之铁路，定议而后，即陆续兴工，而我关外已造未成之路，且虑完工之经费无出，而自奉达吉之铁路又何如？此第就与吾相交相接之一隅而论列比较之也。若其全国之规模，则更无论矣。其权力相去，大小悬绝，至于如此。虽俄之亲我爱我，不耻下交，吾独不自愧也哉！吾独不自愧也哉！

知自愧则知所以自虑矣，知自虑则知所以自谋矣！

○书本报译报后本报首例登论说，今年自刊《上皇帝书》九篇后，忽忽八九十日未有所言也。盖自去冬德人占略胶州海湾以来，譬如天海无风，一讴不见，忽有巨浪突起其间，则四周水面，皆不能平，此浪未消，彼浪又起，指顾之间，便已云垂水立，虽有智士不能料其终也。德人唐突胶澳，败万国平权大局。俄人、英人、法人接踵而起，斯时天下之事，波委云属，不知其成败之何归；天下之言，蜩螗羹沸，不知其是非之何定。微特中国上下，胸无把握。即在欧洲，同一洲也，而此国之论与彼国殊绝；同一国也，而此党之论与彼党殊绝；甚且同一党也，而今日之论，又与昨日之论殊绝。千转万变，不可端倪。虽不必皆出彼中政府之心，而天下事必先起于人心，发乎众议，而后成为国政。故即此时之一话一言，入于有心人之耳，均可以观世变之消息也。本馆当此之时，尽其平时见闻之力，与报纸面积之大，满登西报，以备觇国者之采择，而本馆管蠡之见，遂无暇妄加逆臆矣。又以远近友人惠赐佳制，或言内政，或言外交，针肓起废之文，方甄录之不暇，此又本馆之幸也。

今